“在收到这封信之前还有另外的信吗?”
“从来没有过。”
“孩子不是被劫了,就是自己出走的。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,只有在外界的唆使下这么小的孩子才会做出这种蠢事。既然没有人来看过他,那么教唆一定来自信中,所以我想知道谁在和他通信。”
“这个我无能为力,我只知道和他通信的只有他父亲。”
“恰巧那封信是失踪那天写来的,他们父子俩关系怎样?”
“他把全部精力投身于公众问题上,对于一般的私情,他总是不太在意。不过公爵说他对这个孩子还是挺好的。”
“但孩子是不是更喜欢母亲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是孩子告诉你的吗?”
“不是。”
“难道是公爵说的。”
“也不是。”
“那您是怎么知道的呢?”
“公爵的秘书王尔德先生说的。”
“那么,那封信在孩子走了以后还能找到吗?”
“被他带走了。先生,我看我们应该去尤斯顿车站了。”
“我叫一辆马车,15分钟后再会面吧。贺克斯塔布尔先生,您先打个电报,让他们接着调查,在利物浦,或是那个假线索让你们想到的任何地方。同时,我会在您的学校附近做一些调查访问工作,我希望能再查出一点儿线索来。”
当晚我们就赶到那儿。管家把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,并在主人耳边说了几句话,博士便神情激动地转过身来。
“公爵也来这儿了,他和王尔德先生这时正在书房。请进来,先生们,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”
公爵身材高大,神态庄重,衣着讲究,瘦长脸型,鼻子又长又弯。他面色苍白,蓄着又长又稀的红胡子,表链的链坠在背心前。公爵站在壁炉前地毯的正中央,神情漠然。他的私人秘书王尔德身材不高,警觉,聪明。他的语调尖刻而自信。他说:
“贺克斯塔布尔博士,上午我来过,不过稍晚了一步。听说您去请福尔摩斯先生,您怎么可以不跟公爵大人请示呢?”
“但这里的警察没能……”
“公爵大人并没有认为警察毫无作用了。”
“可是先生,那……”
“大人认为知道此事的人越少越好。”
博士面如土色地说:“那好吧,我马上让福尔摩斯先生明早乘火车回伦敦去。”
我的同伴毫不介意:“不必了。这里的空气很好,所以我们想在此逗留几天。由您决定我们是住在您学校,还是在村中旅店留宿?”
公爵说:“博士先生,我同意王尔德先生的看法,但既然您已把它告诉了福尔摩斯先生,我们就请他帮忙好了。福尔摩斯先生,我很愿意您来我的府上住。”
“多谢了,公爵大人,我认为留在事发现场会更好。”
“那就随便吧。”
“现在想问您一下,您认为儿子为什么突然神秘失踪?”
“不清楚,先生。”
“请原谅,您认为您的夫人和这件事有牵联吗?”
“我想应该是没有。”他顿了一下说道。
“到目前为止有人向您提出过勒索吗?”
“没有,先生。”
“大人,还有,事发当天您给他写过一封信。”
“不是当天,而是事发前一天。”
“对,可他是第二天收到的,是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在信中您是不是说过一些使他情绪不稳定的话,而导致他这样做呢?”
“没有,先生,绝对没有。”
“信是您亲自寄出的吗?”
王尔德秘书抢先回答说:“是我寄出的。”
“您可以肯定那些信中有这一封?”
“肯定有,因为我看到了。”
“那么公爵大人一天写几封信呢?”
“二三十封吧。我书信往来很多,可这跟本案难道有什么关系吗?”
福尔摩斯说:“可能有些关系。”
公爵继续说:“我已经让警察监视法国南部了。他也有可能跑到他母亲那儿去。博士先生,我们该回去了。”
虽然福尔摩斯先生还想问一些其它的问题,但这位贵族突然提出回府。
等他们走后,我的同伴马上展开调查。
在反复检查孩子的房间后,我们确认他是从窗户逃走的,德语老师的房间和财物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。草地上留有的足迹说明德语教师是在夜晚走掉的。
福尔摩斯自己离开了住处,十一点以后才回来。他找来了一张这个地区的大地图,然后一面抽烟一面仔细琢磨着,有时,用烟斗指点着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他说:“华生,由案情看来,可以肯定地图上有些地方十分特别。
“看着地图吧。这儿是修道院公学,我在上面插了一根针。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路,从学校门前经过。学校的东西两面一英里内没有小路。那么,这两人只能走这条路。”
“应该是这样。”
“经查知,在出事的那天晚上没有人走过东边那条路。这一点一个乡村警察完全可以证实。那么学校的东边就不用考虑了。那么看一下西边,西边是一个红牛旅店,老板娘生病了,派人在大路上等大夫,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,他们也说没看见过人。如此说来,这两个人根本没有走大路。”
“那么自行车又做何解释呢?”我反问道。
“我有这样一个想法:如果他们没有走大路的话,他们肯定是穿过乡村向学校的北面或南面去了。现在我们分别设想这两种情况。学校的南面是一大片耕地,分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,中间有石头墙,在这样的地上骑不了自行车。学校北面,是一片小树林,名叫萧岗。再远一点儿是一大片起伏的荒野,叫做下吉尔荒原。公爵府就在这片荒原的一边,走大路约十英里,而穿荒野只需六英里。那个地方是一片十分荒凉的地带,只有一个教堂,几间农舍和一座旅店。很明显我们是应该往北面寻找才对。”
“你还没有说那辆车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