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绝对不可能。不管室内还是走廊，连一只耗子也无处藏身。”

“谢谢你，请继续说。”

“看门人跟着我上了楼，看到我脸色如土，他知道出了某种可怕的事。我们顺着走廊奔向那个通向旁门的楼梯，下了楼梯看到旁门关着，但没有上锁。推开门，我们冲了出去。这时，钟敲了三下，正是九点三刻。”

“这是很重要的。”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。

“那晚天很黑，外面下着小雨，查尔斯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但尽头的白厅路上还是跟往常一样车来人往。我们沿人行道一直跑过去，在右拐角处，有一个警察站在那儿。

“我气喘吁吁地说道，‘发生了一起盗窃案，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丢了。有人经过这条路吗?’

“‘先生，我才站了一小会儿，’警察说，‘仅仅有一个高个子老妇人经过，戴一条佩兹利披巾。’

“‘哎，那是我老婆，’看门人大声叫道，‘难道就没别的人了吗?’

“‘没有别人。’

“‘那么，窃贼一定从左边的拐角逃跑了。’他拽着我的袖子喊道。

“我可不信，他是企图引开我。我对他老婆的怀疑就更大了。

“‘她往哪边走了?’

“‘不知道，先生，只见她走过去，她好像走得非常急。’

“‘有多长时间了?’

“‘大概几分钟。’

“‘不过五分钟?’

“‘是的，没有五分钟。’

“‘别再浪费时间了，先生，’看门人高声喊道，‘请相信我，我老婆决不会干这种事的，快往左边追吧。你不去我去。’说着，他向左边追去。

“可是我一下子拽住了他的衣袖。

“‘你住在哪儿?’我问他。

“‘布里克斯顿街的艾维巷十六号，’他答道，‘可别让假线索给迷惑了，费尔普斯先生。我们最好去左边打听一下。’

“他的建议也对，所以我们还有那个警察迅速往左边跑，只看见街上熙熙攘攘，哪还有人顾得上告诉我们有谁从此走过呢。

“我们又返回了外交部，检查了一遍楼梯和走廊，没有什么结果。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，可是没找到一点儿痕迹。”

“那晚一直下雨吗?”

“从七点左右开始下的。”

“约在九点钟左右那个女人到室内，怎么可能不留下脚印呢?因为她是穿着带泥的靴子的。”

“当时我也这么想，可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，在看门人房里她会脱掉靴子，换上布拖鞋。”

“知道了，也就是说，当时虽然下着雨，却没有看见脚印，是不是?这些都很重要。你们接着又做了些什么呢?”

“我们搜查了一遍房子。窗户从里面插上了。地板上铺了地毯，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。偷了文件只能由房门逃掉，这我敢发誓。”

“说一下壁炉。”

“屋里根本没有壁炉，只有一个火炉。电铃就装在我写字台的右边。但他为什么按铃?真叫人奇怪。”

“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。接着你们又干了点儿什么呢?我想你们是检查过了房间，看看他留下了什么，如烟头、落下的手套、发卡或者其它小东西，是吗?”

“都没发现。”

“有没有什么气味?”

“当时未想到。”

“唉，像这样的案子，哪怕有一点儿烟草气味对我们都是很有用的。”

“我从不吸烟，屋里如果有烟味，我肯定能闻出来。千真万确，一点儿烟味也没有。惟一可疑的便是那个叫坦盖的看门人的老婆，她是从那里慌忙走出来的，看门人对此说不清楚。我和警察都认为，那个女人要是的确有那个文件，那么要尽快在她未脱手前就抓住她。

“苏格兰场的福布斯侦探立即赶到了现场，接手此案。我们到了看门人的家，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，那是他们的长女。她让我们在前厅等候，因为她母亲还没有回家。

“十分钟后，传来了敲门声。我们错过了一次机会，当时没有自己开门，去开门的是她的女儿。我们听她说，‘妈妈，家里有两个人来了，正等着见你。’接着我们听到一阵快速走进过道的脚步声。侦探猛地把门推开，我们进了厨房，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。她带着敌意盯着我们。后来，我被认了出来，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表现在她的脸上。

“‘啊，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!’她大声说道。

“‘喂，喂，你为什么要躲开我们?’警官福布斯问道。

“‘我还以为你们是旧货商，’她说，‘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点儿私事。’

“‘这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，’福布斯回答说，‘有证据说明一份重要文件被你从外交部拿回家。你只好跟我们到苏格兰场去接受质询。’

“她抗议着，抵抗着，但都没用。我们喊来了一辆四轮马车，走之前，我们想看看她是否把文件给烧了。可是，一点儿碎屑或灰烬的痕迹都没有找到。到了苏格兰场，我们把她交给了一个女检查员。可是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，没有提起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