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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结婚那年的七月份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，因为我和福尔摩斯两人一同破获了三件大案。这三件大案分别是《第二块血迹》、《海军协定》和《疲倦的船长》，其中就属第一个案件内容重大，涉及到许多权贵，很多年这个案子都不能发表出来。所以我只能把日记中的第二个案件发表出来。

我和珀西·费尔普斯是好同学。我们同岁，但我却比他低两级。他才华出众，有好几家显贵的亲戚，听说他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——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。毕业后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谋到一个美差，之后我差点儿把他给忘了。直到前些时候他给我来了一封信，我才又把他想起来：

沃金布里尔布雷で装的华生：

我想你一定还会记得费尔普斯，那时我读五年级，你读三年级。可能你也听说过，我靠舅舅，在外交部得到一个职位。但突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祸事，毁了我的前程。

信上就不给你细讲了，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，我可以亲口讲给你听。九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神经错乱，现在才好，不过还很衰弱。能否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?尽管政府告诉我已毫无办法，可是我还是想听听他的意见。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。

你的校友珀西·费尔普斯

这封信让我很受震动，所以我立刻告诉了福尔摩斯。他答应了我的请求。

在滑铁卢火车站我们赶上了早班火车，一小时后我们就到了沃金。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，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，从火车站到他家去还要走几分钟。一个相当结实的人殷勤地接待了我们。虽然他快四十岁了，但看起来却像一个无邪的顽童。

我们了解到他叫约瑟夫?哈里森，是珀西的未婚妻的哥哥，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珀西住的地方。一位身体虚弱、面如土色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。一个女人正坐在他身边，看到我们进屋她就站起身来。

“珀西，我要离开吗?”她问道。

珀西抓住她的手示意她不要走。

珀西说：“我就开门见山吧。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，先生，而且就要结婚。可是天降大祸毁掉了我的前程。

“我在外交部工作，并且在舅舅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提拔下，就要升职了。我舅舅在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。一些重要任务，我一直办得很好，他很信任我。

“大概十个星期以前，五月二十三日，他叫我到他私人办公室。他告诉我，有一件新的重要任务需要我去办好。

“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，严肃地说：‘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，但报纸上已经显露出了一些传闻。不能再有一星半点消息透露出去。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在全力以赴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。要不是极需一份抄本，我根本不会把它从我的写字台里拿出来。你办公室里是否有保险柜?’

“‘有的，先生。’

“‘那么，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。但你务必清楚：别人下班以后，你在办公室里，可以从容地抄写副本，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。你抄完后将原件和副本立即锁到保险柜里，明天清早亲自一同交给我本人。’

“我拿到这份文件之后，就……”

福尔摩斯说：“对不起，请稍停一下，说这话时仅仅你们两个人在场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在一个大房间里?”

“对，在一个三十英尺见方的屋里。”

“在房子正中间吗?”

“是的，差不多。”

“声音高不高?”

“我舅舅说话的声音一向是很低的，而我几乎又没说什么话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福尔摩斯闭上了双眼，“你接着说吧。”

“他命令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了。我就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。只有一个人还有一点儿公事没有做完，他是查尔斯?艾洛特。所以我把他独个留在办公室里，出去吃晚饭了，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了。我急着要把这件公事赶出来，因为我知道约瑟夫(就是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)正在城里，将乘坐十一点钟的火车到沃金去，我也想尽量赶上这趟火车。

“一看那份协定，舅舅的话我就明白了，它确实是很重要的。它规定了大英帝国对三国同盟的倾向，及英国所要采取的政策，这当然得是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完全占优势的情况下。协定涉及的纯粹就是海军问题。最后是双方高级官员的签字。扫了一下以后，我就坐下来抄写。

“这是一份有二十六项条文、用法文写成的协议。我赶快抄，到九点才抄了九条。我是没希望赶上十一点的火车了。我感到晕晕沉沉的，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。所以我按铃召唤了楼下小门房中的看门人。看门人整夜都在那里守着，可以用酒精灯给每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烧咖啡。

“出人意料的是，上来的却是一个女人。她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，在这里做杂役，我就叫她去煮咖啡了。

“又抄了两条后，我感到更加晕晕沉沉了，所以在屋内散步，可咖啡还没有送来。我打开门，顺着走廊走了过去。从抄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光线朦胧的直走廊，是我办公室惟一的出口。有一条转弯的楼梯在走廊的顶头，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边。楼梯中间有一个小平台，由这个平台另有一条走廊，在平台处与楼梯呈厂字形。在第二条走廊顶头，是一段专门供仆役使用的通向旁门的楼梯，同时这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一条捷径。这就是我画的略图。”

“谢谢，我听懂了。”福尔摩斯说道。

“请您注意，我下面要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：走下楼梯，我到了大厅，看门人当时正在门房里酣睡，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沸腾，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。我把壶拿下来，又灭了酒精灯。他猛地惊醒了，因为他头顶上的铃突然大响起来。

“‘费尔普斯先生!’他疑惑地望着我说道。

“‘我是来看咖啡是否煮好了。’

“‘我不知怎么就睡着了，先生。’他望着我，又抬起头望着还在响着的电铃，脸上显出更加惊奇的表情。

“‘先生，你在这里，那么铃是谁按的呢?’他问我。

“‘按铃!’我叫道，‘按什么铃?’

“‘你办公室里有人按铃。’

“我的心顿时凉透了。有人正在办公室里，而那份协定就放在桌子上。我疯了似地跑回办公室，在走廊里我没有碰到一个人。福尔摩斯先生，屋子里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没有人，只是那份协定的原本不见了，那个抄本倒是还留在那里。”

我朋友显然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。“你那时候想了些什么，做了些什么呢?”他低语道。

“我马上想到盗贼必定是从旁门上来的，他要是从正门上来的话，我就碰上他了。”

“说不定他一直躲在屋内或走廊中?刚才你说过那里的灯光很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