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朋友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，交给了首相。

“是的，就是他。”

“你通知了写信人没有?”

“密码电报已经发出了。”

“他也许想让这封信公之于众。”

“不，这个人已经感到这样做操之过急了。一旦公开此信，他自己国家的损失将大于我们英国的损失。”

“既然这样，那么公开此信又于哪些人有利呢?他们为什么要偷走并公布此信呢?”

“这跟国际政治关系有很大关系，整个欧洲是个武装起来的营垒，有两个对抗的军事联盟，而我国保持中立，推行‘均势’政策。如果英国与某个盟国打仗，另一个联盟的各国必然就占了优势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这位君主的敌人想得到并公开此信，以使这位君主的国家和大不列颠结仇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

“如果某个敌人得到了这封信，他会交给谁呢?”

“交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高官。”

这位欧洲事务大臣懊丧地呻吟了一下。首相说：“亲爱的朋友，没有人责备你。福尔摩斯先生，你认为如何办才好?”

福尔摩斯摇了摇头。

“先生们，找不到信就意味着战争?”

“很可能。”

“那好，先生们，备战去吧。”

“可是，还是有望找回来的。”

“你们想想，那信是昨晚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被偷的，很有可能是七点半才过一点儿的时候，偷信人知道信在箱内于是极早下手了。这种设想成立的话，那么现在信在什么地方呢?他肯定是尽快给了需要的那个人。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找到这封信了。”

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。

“这个我也想到了。”

“为了便于调查，我们假设信是女仆或男仆拿走的……”

“他们在我家很多年了，十分可靠。”

“你们睡在二楼，没有直接通到楼外的门，如果有外人走过就会被发现。那么肯定是内贼，可这个内贼把信件交给谁了呢?交给一个国际间谍或是国际特务，我对这些人很熟悉。他们中有三个可算得上头子了。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，我们就有一点儿线索了。”

崔洛尼·候普先生问：“他为什么一定要出走呢?就不会给各国驻伦敦大使馆?”

“这种可能性很小。这些特务是独立完成任务的。他们和大使馆一般是不和的。”

首相点点头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你说的有理，他一定会亲自把它交给总部。我们还要处理别的事情，有了什么新情况，会告诉你的，并希望你也把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。”

两位政治家离开了。

客人走后，我朋友思考了好一会儿。打开晨报，我读起了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凶杀案。此时，福尔摩斯叹息一声，站了起来。

他说：“现在我们需要弄清是谁拿走了这封信。这些人的眼里只有钱，我们有英国财政部撑腰。如果他肯卖，我们就买，无论开价多少。这个偷信人，肯定是看看每一家买主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。而能冒这种险的人，只有三个：奥勃尔斯坦、拉若泽和艾秋阿多·卢卡斯。我要分头找他们。”

我看了我手中的晨报一眼。

“艾秋阿多·卢卡斯?是高道尔芬街的那一位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见不到他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他昨晚在家里被杀害了。”

他惊异地从我的手中抢过了报纸。下面就是刚才我读过的那段报纸：

威斯敏斯特教堂谋杀案

高道尔芬街十六号，昨天晚上发生一起谋杀案。这是一条位于泰晤士河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之间的寂静的街道，艾秋阿多·卢卡斯先生在十六号楼房住了许多年。卢卡斯先生，三十四岁，至今未婚，家中有一名女管家和一名男仆。女管家住在阁楼上，很早就睡觉了。男仆外出探亲，当晚也不在家中。晚上十点以后，卢卡斯先生一个人在家中，到了十一点四十五分，巡逻经过这条街的巴瑞特警察，看到十六号的门是半关的。他敲了敲门，无人回答。看到前面的屋子有灯光，他便走进过道又敲门，还是没有声响。于是他推门进去，只见屋里乱七八糟，一把椅子倒在屋子正中央。椅子旁边倒着房主人，一只手抓着椅子腿，心脏被一把刀子刺中，他当时已经死了。杀人的刀子是一把印度匕首。屋内没有丢失贵重物品。艾秋阿多·卢卡斯先生的众多朋友一定会为他的死亡而感到悲伤的。

“华生，你对此事怎么看?”

“纯属巧合。”

“巧合!我刚才所说的三个人中他嫌疑最大了，正在此刻，他却死了。华生，这两件事一定有关系。把它们的关系找出来是现在必须做的。”

“现在警察一定什么都知道了。”